隨著測序靈敏度和分析算法的提升，不僅一些腫瘤細胞DNA可以在血液中被檢測到，甚至胎兒的DNA也可以在母親的血液中被檢測到。對血液進行檢測的方法，極大地促進了基因檢測的普及。

去年，美國FDA批準了默沙東公司的“明星”PD-1抗體Pembrolizumab(派姆單抗)用于“治療高水平微衛星不穩定性(MSI-H)或錯配修復缺陷(dMMR)的成人/兒童不可切除腫瘤或出現轉移的實體瘤患者”。通俗地說，這個藥針對的不是一種特定的腫瘤（例如肺癌），而是針對特定的基因類型。這也是FDA歷史上第一次批準以基因型而非腫瘤來源為治療對象的藥物。將來，這類藥也會越來越多，真正把藥物帶入“精準治療”時代。而基因檢測當然也會成為這些治療的標準操作。

上述這些基因測序以實際臨床需求為前提，有明確法規和專業醫生指導，檢測的效度和意義通常都有明確科學證據，特別是能夠解決一些以前無法解決的問題，而且也促進了靶向藥物、基因藥物等新藥的研發。

商業測序服務的局限

2002年，一家名為Myriad的公司在美國丹佛和亞特蘭大地區的電視、廣播、雜志等各種渠道刊登了一則廣告：該公司為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女性推出一款名為BRACAnalysis的檢測服務。這項服務檢測BRAC1、BRAC2兩個基因是否具有突變。此前有研究顯示，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女性如果攜帶這兩個基因的突變，70歲時乳腺癌的發病率將從10%提高至87%。

在那之前，普通民眾從不知基因檢測為何物，也不關心自己的基因和健康有什么聯系。在這則廣告的宣傳攻勢下，很多女性給婦科醫生打電話咨詢這種檢測。

Myriad公司的成功很快引發了行業爆炸，隨著23andMe等后起之秀加入戰局，各式各樣的基因檢測公司如雨后春筍般出現。而檢測的項目也從單純的遺傳風險發展到祖源分析等與醫學無關的項目，甚至出現了美膚基因、瘦身基因、天賦基因等“娛樂化”的分析項目。

對于這些沒有經過醫療咨詢，就直接向消費者提供（Direct-to-consumer，DTC）的基因檢測服務，醫學界有諸多批評的聲音。2008年，《柳葉刀·腫瘤學》編輯在該雜志的評論文章中稱，這類對癌癥和其它疾病的檢測是“有缺陷且不道德的”。大部分散發性癌癥都不是由單個位點突變，或者能夠通過有限的單核苷酸多態性（SNP）確定的。文章認為，DTC僅僅檢測少數基因位點就給出關于某些疾病（特別是癌癥）的建議是不負責任的。

從技術上說，消費級的基因檢測基本采用芯片雜交的方式，其檢測的位點十分有限、靈敏度也較低。此外，基因檢測數據的后續解讀，還需要精通醫學與遺傳學的專業人士，而專業人士的數量還遠遠跟不上行業發展的速度，這導致很多公司對數據解讀的質量很難保證。

不僅如此，目前大部分基因位點SNP與疾病或者性狀的相關性，都還沒有明確因果關系的科學證據。即使是有明確因果關系的例子，如BRAC1、 BRAC2突變和乳腺癌的關系，實際情況也因人而異——只有具有乳腺癌家族史的女性攜帶這兩種突變時，得乳腺癌的概率才會大幅提高。 由于DTC公司很難提供專業的遺傳咨詢服務，其測試結果很容易讓消費者對檢測結果出現誤讀。當沒有乳腺癌家族史的消費者檢測發現自己攜帶有BRAC1和BRAC2基因突變后，很容易引起易患乳腺癌的錯覺和焦慮。這種情況除了增加消費者心理負擔外，還會導致她們進行不必要的過度醫療檢查。

至于基因檢測的那些“娛樂項目”，實則和消費者望文生義、想象出來的情形相距甚遠。一些公司甚至推出“基因相親”“基因美容”“基因推拿”等完全沒有科學依據的偽科學服務。

拋開夸大宣傳等因素，商業測序問題的本質其實是技術的局限性。相比起傳統的醫療檢驗，基因檢測的流程要復雜得多。在樣品制備階段，基因檢測就面臨DNA降解、外源DNA污染等挑戰。基因測序本質是個復雜的合成生物化學反應，相當于在測序儀內同時對無數條DNA鏈進行復制，而生化反應的特性，決定了其準確率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在測序儀讀出數據后，還需要用計算機對序列進行分析，而分析的準確程度又受限于現有算法和數據庫。

所有的這些限制，決定了無論測序技術發展多快，假陽性和假陰性都永遠存在。對于普通消費者來說，即使簽署了知情同意書，也很難真正理解“診斷準確率”背后所代表的真實含義。很多基因檢測廠商聲稱其準確率達到99%。但理解統計學的患者很快就會明白：如果某種疾病的發病率為萬分之一，那99%的診斷準確率對應的陽性結果中，受試者實際患病的可能性還不到1%。

任何技術都有局限性。對于醫療來說，醫生需要了解每項檢查的局限性，并結合多種檢查以及對病人的觀察和交流來綜合評判病人患病的可能性。令人不安的是，目前醫生對于基因檢測結果的解讀能力遠不能跟上技術的發展，而做基因檢測的公司并不能直接接觸到病人，這更加劇了測序技術的局限性。

隱私危機逐漸浮出水面

除了技術局限，測序技術還帶來了新的隱私方面的問題。基因可以說是人的終極隱私，但在測序技術面前，遺傳信息的暴露會帶來諸多倫理挑戰。

1974~1986年，美國加州出現了一個令人談之色變的連環殺手。12年間，這個殺手以令人發指的手段制造了至少50起強奸案和12起謀殺案，以及上百起盜竊搶劫案。同時，該殺手有著超乎尋常的反偵查能力，加州警方數十年間始終未能將其捉拿歸案。這個被稱為“金州殺手”（Golden State Killer）的神秘人物，幾乎要造就一場世紀懸案——直到基因測序技術登臺亮相。

加州的一位檢察官辦公室調查員Paul Holes一直關注著這個案件。數十年間他調查過數千名嫌疑人卻毫無進展。一個偶然的機會，Holes了解到了一個名叫GEDmatch的網站。這個網站可以幫助用戶分析自己的DNA測序結果，從而得知自己的祖先可能來自哪里。由于這個網站免費且開放，有很多人都把自己從第三方基因測序公司得到的結果上傳到該網站。

Holes也注冊了一個賬號，然后把曾經搜集到的“金州殺手”DNA序列上傳到這個網站。神奇的是，他居然找到了一個和嫌犯DNA部分匹配的人。部分匹配表示這名用戶和嫌犯有著相同的血緣。Holes的調查終于從大海撈針轉變為順藤摸瓜，警方在今年4月25日，終于抓獲了逍遙法外40年的Joseph James DeAngelo。

然而在大家歡慶技術的勝利時，一些人則提出了擔憂。這個案件反映出，一個人的基因數據被公布，不僅會暴露其個人的隱私，還會暴露所有和他有血緣關系的人的隱私。或者說，消費者在做基因檢測的過程中，實際上也將親屬的基因信息泄露了出去。即使提供基因檢測的商業公司有保密條款，在信息時代里，數據的絕對保密也不太可能做到。在快遞信息、賓館記錄等信息被販賣的事件受到大量關注時，無數人的基因信息其實正在被基因檢測公司合法或不合法地交易著。今年7月，基因檢測公司23andMe和葛蘭素史克（GSK）剛達成了創下紀錄的3億美元基因數據交易。

當前，消費者幾乎無法選擇和監督自己的基因和相關的表型數據，是否可以以及如何被當做商品銷售。直到今年科技部對一些行業知名企業進行處罰之后，中國公眾才得以了解：原來我們的基因數據，甚至用于測序的生物樣本，早就被大規模地泄露到國外。

基因檢測有時還帶來一些難以預料的結果。數以千計的人做完基因檢測后，發現自己的父母并非親生父母。基因檢測的結果有時還能影響一些重大選擇，例如前文提到的液體活檢可以檢測到胎兒基因，有些父母可能因為胎兒的某個基因不理想而決定墮胎。如果技術本身以及提供技術的公司不能為這些事件負責，那么引發的社會問題應該由誰來負責？

當洶涌的資本推動著產業鏈里的每個環節，以最快的速度榨取著每個DNA堿基的價值時，不管是正規的醫療檢測還是荒誕的“天賦基因”，對資本來說只有利潤率的區別。而對于消費者來說，我們一方面可以以更低廉的價格享受科技帶來的新服務，另一方面也面臨被“高科技剪羊毛”的險境。

和其它新興科技（如人工智能）一樣，基因測序在發展中也會伴隨著科學、法律、倫理和商業的沖突。在真相與謊言并存的商業社會中，如何在利用科技的同時保護自己的權益，可能將成為消費者不得不學的新功課。■

（本文轉載自“知識分子”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