鉛印，紙本。長13.8厘米，寬9.2厘米。

1940年11月，中共東路軍政委員會領導下的江南社出版發行了柳岸著的《論東路抗戰的一般問題》單行本。

《論東路抗戰的一般問題》的作者柳岸，是原中共東路特委書記林楓的筆名。作者在該文章中所稱的東路，是指包括京（寧）滬路東段、太湖東岸、滬杭路東段以及浦東等圍繞上海的整個地區，是一個很大的地域概念。在這篇文章里，作者分五個部分對東路地區三年來的抗戰情況進行了比較詳盡的闡述。這五個部分是：一、東路抗戰發展過程——它的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二、東路抗戰在戰略上的重要性；三、敵我力量的對比與我們的戰略任務及戰略方針；四、我們的具體的策略路線；五、向著收復大上海的前途邁進。

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這篇文章視野開闊，層次較高，它從政治、經濟、軍事等理論的高度分析了東路地區三年來的抗戰情況，提出了許多個人的見解與觀點。但這篇文章中的一些觀點也引起當時東路軍政委員會高層領導的爭論。例如，作者在該文中寫道：“東路抗戰的戰略任務就是把東路地區造成一個廣泛的群眾性的游擊區域，以消耗敵人的力量，動搖敵人對于本地區的統治，幫助與配合全國的抗戰。”作者認為，“根據今天敵我力量的對比，提出東路抗戰的戰略任務是要創造游擊戰爭的根據地是錯誤的。”但時任東路軍政委員會書記的譚震林對該書中的這些觀點有不同的看法。為此，他曾親自寫下了《論“論東路抗戰的一般問題”》的長篇論文參與了爭論。譚震林認為，柳岸同志的這篇文章雖然有不少正確的分析和闡述，但是它把東路地區抗戰的戰略任務，說成是“把東路地區造成一個廣泛的群眾性的游擊戰爭區域”而不是“創造游擊戰爭的根據地”的觀點是不可認同的，并直率地對此提出了嚴厲批評。譚震林寫道，對于這些“放在一個政治軍事問題的爭論上，尤其是帶有原則的問題，這似乎在筆下難以讓步和委婉些的。”事實證明，正是譚震林堅定地執行了黨中央關于在蘇南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與發展抗日武裝部隊的正確方針，才能在敵人的心臟地區開創了東路抗戰的新局面。

由于當時處于抗戰時期，條件十分艱苦，這些重要文章的印數非常有限，加上歲月的動蕩和侵蝕，這本《論東路抗戰的一般問題》能保存至今，實屬不易。雖然該文中的一些觀點并不正確，但它還是一份能從較高層次研究東路地區三年抗戰情況的很有價值的文獻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