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13日，就在這張木箱上，孫冶方針對有些同志存在的經驗主義和輕視理論的傾向，化名宋亮，給兼任華中局黨校校長的劉少奇寫了一封信，請教有關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問題。當天劉少奇就親筆給他寫了3000多字的復信，肯定了他的看法，并詳細論述了革命理論對指導革命運動的重要意義。后來劉少奇的這封復信，取名《答宋亮同志》，發表在華中局的內部刊物《真理》第2期上，后來又附在劉少奇所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那部著作里，被列為整風運動的學習文件。

1941年的7月下旬，日軍集中大股兵力對蘇北根據地進行大掃蕩，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轉移到鹽城與阜寧中間一個名叫汪朱集的地方，黨校也隨部隊遷到那里。這時，蘇北新四軍的抗日根據地被壓縮到鹽城以北和阜{寧}海{安}公路以東瀕臨大海的一個狹長地帶。這里大部分是鹽堿荒地，草木不生，人煙稀少，產糧不多，人們主要依靠大麥和山芋干過日子，蔬菜根本吃不到，頓頓都是用鹽水煮的無醬南瓜湯。而且，就是這樣的伙食有時還吃不上。由于敵人不斷地出來騷擾，黨校不能長時間地住在一個地方，需要經常轉移，教學也只能在行軍打仗的間歇里進行。這時的孫冶方就隨身帶著這只小木箱，箱子里放一些教學用的教材和資料，一邊行軍，一邊構思，到了駐宿地，馬上就在木箱上把構思好的教案寫下來。孫冶方就是這樣在游擊中講課，又在游擊中編教材，在行軍的路上辦了一年多的黨校。

到了1942年底，盤聚在蘇北地區的日軍又集中了更多的兵力，準備以鹽阜地區為重點，對新四軍軍部及其直屬部隊進行“拉網式”的大掃蕩。為了避開敵寇的鋒芒，華中局和軍部決定率領直屬機關和部隊，向西轉移到蘇皖根據地的淮南地區，黨校也隨之遷移到那里。這時的黨校，已經前后辦了3期。這年的冬天，蘇北地區的雪下得很大，孫冶方他們差不多總是踏著積雪在行軍。

1943年春天，部隊經過艱難的行軍打仗，最后終于跨過了大運河和津浦路，開進了蘇皖邊區的蘇南根據地，黨校也隨之進駐這里。不久，孫冶方調任新的工作崗位，離開了黨校。后來，這只小木箱就跟隨孫冶方走過了大江南北。新中國成立以后他也舍不得扔掉，一直將它帶到了北京，完好的保存著。2006年，該木箱由孫冶方的養女李昭捐贈給原無錫革命陳列館，現入藏無錫博物院。